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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警世录》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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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警世录》背后的故事


(2006-07-19 15:05:57)

【周末报报道】 ■张庆洲口述 周益笔录

《唐山警世录》1998年10月开始采写,2000年8月3日第一稿完成,然后书稿就被搁置。一直到2005年《报告文学》5月号增刊,2006年1月单行本(上海人民出版社)问世,这本书占用了我断断续续的七年时间。

纪实文学关键是采访。第一个采访的是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采访很顺当,谁承想这以后便是诸多的不顺当。

冉广岐时任青龙县委书记兼县长,后升任保定市委副书记,现已离休赋闲在家。他很清楚我的采访目的,我就是不进入角色,天之涯海之角越扯越长。他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无拘无束的时候,会主动说话的。我等来了那一刻按下了录音键。

冉广岐:唉!俺爷俩坐一块了,就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地说!唐山大地震过了一些日子,承德地委书记告诉我,这个事我跟省委汇报了,就不要声张了。国家地震局7月14号在唐山召开了一个会,汪成民发出了地震信息。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伤亡。作为国家地震局不好说。这个事就压下了……

梅世蓉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主管华北震情。唐山地震以后,听说记者和作家很难采访她。我采访的重点是咋漏报的。电话里的梅女士说,对唐山地震预报问题,不想谈,因为很难谈,说也说不清楚,麻烦事太多……我静静地聆听着一个七旬老者谢绝采访的理由。

与她交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我说唐山地震漏报了,您作为一个地震科学家,国家地震局负责华北震情的政府官员,一定有自己的看法和理由,也一定有无奈与苦衷。我坚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谁愿意看到地震与死亡。

梅女士终于答应了。转天我直奔北京。

我采写的经过是这样的,大都是先和被采访者约好时间,采访录音,回来整理文字,然后再约见被采访者,请他们亲自修改或签字。生怕与史实不符,生出是非来。冉广岐老人在审稿时一字一句地推敲,我作为晚辈深为感动。梅女士签字时,好半天才写上了:我说的都是事实……并严肃地签上了名字。汪成民、耿庆国、黄相宁、马希融……则是认真修改了稿子。每个被采访者亲自修改或签字前几乎都经历了反复思考,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令我钦佩。

那时拙作叫《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

这部书稿开始漂泊,漂泊于京城各个出版社之间,有若干朋友为拙作出版奔走呼号。拙作最后落户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13日20点左右,我接到唐山市委宣传部熟人的电话。电话中说有本书要出版啦?我说是啊。熟人又说,明天到市委宣传部来一趟有空没?我想说明天是周六,又一想周六谈话一准儿不是小事,就说好吧。转天到了市委宣传部,我看到了一份正式文件。

这份标为“中震发办(2000)第343号”的“中国地震局文件”,标题为《关于对〈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一书处理建议的函》:“近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唐山业余作家张庆洲所写的纪实性长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一书书稿交我局审阅。我们阅后认为,该书存在严重问题……建议有关主管部门采取措施,并通知各出版单位,不要出版发行此书,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终止出版。

2004年7月25日,我又一次把书稿快递中国地震局审阅。谁知很快我竟收到了宋瑞祥局长写于2004年8月9日的亲笔信。宋局长的信是用毛笔写的,信笺是洒金纸。信中说:……这是对重大地震灾害事件的纪实,人们对此很敏感。但文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开放型防灾备灾A、B、C,生命高于一切。为此,我们应当着力考虑未来,落实科学发展观,如是……可能便于大家认同。……”

宋瑞祥局长的亲笔信令我心悦诚服,我连夜开始修改。11月28日将修改稿呈送宋局长,请他在百忙中阅示并作序。12月中旬,我赴中国地震局取序言,见到了宋局长,不巧的是宋局长刚退下来几天。

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近海发生9级地震引起海啸,造成印度洋周边各国空前大灾难。我当即把宋局长的序言连同拙作,一并特快专递到《报告文学》杂志社。

不久接到采用通知书。

(编辑 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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