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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观念和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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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观念和效用 [原创 2006-08-12 09:23:55 ] 发表者: 余世存   

        问过很多人,他们从书本上、从大师经典那里、从西方知识谱系当中学习了社会正义的诸多原则,这些关于平等、自由一类的言说都堪称我们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人生法则。但是,既然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现实中的正义又是什么呢?一个民族从政治、体制到民间生活都是专制的,正义,也就是反抗专制的形式必须普适才是现实的,换句话说,只有可以实现的正义才是正当的,只有可以体现可以示范的生活里才能通向文明再造之路,否则,我们空谈明天的事情、几十年后的事情就未免放过了现实社会的不义。
        罗尔斯的正义观,无论是自由优先原则,还是最小最大化的补偿原则,都是建基于一个较为成熟的社会,用我的概念,那是建基于成人社会的生存哲学和政治哲学。但在我们这样一个类人孩充斥的非成人社会,自由优先原则可能加剧了日益扩大化了的城乡差别、贫富差别和东西部差别。它会以自由的名义放任资源的集中和掠夺,它也会以自由的名义剥夺他人的自由乃至生命。在非成人社会,以自由优先当作第一正义原则不会凝聚全体人民,不会激发人民抗击暴力专制和罪恶的爱心善意和尊严,它往往成了乡愿和犬儒的借口,它是原子式个人和沙聚之国的理论说明。
        因为在类人孩社会,如孩子一样的个体远没有实现社会化,父母一样的专制制度及其政权机器剥夺了个体的生命权、思想权、交友权、走动权、劳动权、表达权,个体被管制分割。个体缺乏最为基本的社会化,多为奴隶、家仆、贱民、下人、百姓,自由于他们不是一个迫切问题,用学者们的话,不是一个真问题,他们要的是类的感觉,是社会化,而且是具有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社会化;他们要的更是实用,自由民主能否当饭吃,能否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地位。因此,专制社会的子民们最大的问题是无情无权无告,在专制机器之外,文明教化充当了安慰之父母,马克思诗意地写道,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被压迫生灵的最后叹息。
        较之古代社会,现代类人孩社会更多地体现出对生命个体的摧残,就是说,马克思揭露的精神父母皈依之路也断绝,上帝死了,传统文化死了。贡斯当正确地意识到,现代专制会洗脑,进行思想改造,强迫人们讲话学习,“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即现代专制在压迫一个民族的同时还要使它堕落,它要使它习惯于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自己过去瞧不起的东西,它还使它作践自己。假如古代专制尚有某种温情、正向、教化统治的一面,家国一体、四海一家的同类感是古代专制在文明史上的最高成就,例如走动权是以“父母在不游远”一类的名教说辞拿走的,思想权是以“异端”、“是非颇谬于圣人”、“妖言惑众”等道统说辞拿走的,交友权是以“君子群而不党”或“大逆不道”等说辞拿走的,那么,现代专制则赤裸裸以秩序稳定来剥夺个体的诸多社会权利,当代类人孩们的迁居自由等走动权是以收容遣送或增容费一类的强制力剥夺的;言论出版一类的思想权是言论罪或秩序稳定一类的理由剥夺的;集会组党结社一类的交友权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剥夺的,等等。因此,以社会契约为假设的自由优先原则难以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来制止现代专制之恶。
        更严重的是,在现代专制国家,自由优先要么误解为腐败有理,要么误解为效率第一,要么理解为机会或机会主义,这种成人世界的正义实现路径在我们这里被严重地误读,使我们的社会和人生失去了最为坚实的正当性。自由优先因此无法成为类人孩们实现正义的正当路径,部分专制国家里的学子们以其为鹄的,有如他们对民众的哭穷简单化地理解为能否吃上饭,有如类人孩们对生活的理解就是对精神物质的简单占有感。他们因此无法为民族个体成员提供普适的生存哲学,更无法为获得现代性的革命提供有效的政治哲学。
           因此,在这类社会去提倡自由优先的正义原则是一种梦,一种奢侈,一种真正对民族历史乃至文明的不负责任。也许正是这种愚蠢的误读使得恐怖分子或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们拒绝理解西方文明,并把自己的落后归咎于西方文明的全球化扩张。也许正是这种可悲的误读使得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相互厌恶并加剧自己的恶感,从而恶向胆边生。也许正是这种可怜的误读使得法国的类人孩们以弑父的方式寻找成人之路,他们把自由、平等的口号放在博爱之前,路易十六和无数的贵族被杀,使得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以悲剧收场。也许正是这种片面的理解,成人世界的自由主义大师海耶克到了类人孩社会拒绝见对他心仪已久、崇敬不已的中国自由主义战士因海光(他愿意见书斋里的自由主义学者)。也许正是这种愚蠢的理解,使得类人孩世界的学者们听到成人社会讨论人的“自性”、“承认的政治”一类的说辞如获至宝,他们完全不理解,在自由主义的源头处,写有“一视同仁即正义”的生存法则和政治哲学。
        实际上,成人世界早已在实践自己最为基本的做人准则,即面对专制、罪恶、类人孩时,他们的正义实现首先诉诸同情。他们来到我们的国家,志愿去我们都不会去的边缘弱势人群之中,我们总是猜测他们的心意,是高尚其事,还是可怜我们;最多是如中国现代罪大恶极的类人孩毛泽东所称赞的,他们是高尚的,是脱离低级趣味的,是纯粹的,是有益于人民的。我们很少从文明世界的个体生存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他们,他们是以同情在深化和扩大人类社会的正义边界。他们多把一生最好的岁月献给了专制落后地区的人民,这绝不是自由优先之外的慈善行为,或是个人德性,而是正义理论最为坚实的基石,即对个人权利的至高明认和同情。
        相比之下,类人孩社会的先进分子们对正义的理解就过于简单化了,他们径直地扑向自由优先原则,他们从战士退为书斋里宁静的学者,他们对个人权利的捍卫多不过是类人孩们最为经常的“表态”现象,他们表过态了,所以他们跟正确和真理站在一起。也正是缺乏这种做人的基本正义,使得我们的新左派朋友在上层世界生活着,却大言不惭地以为自己是代表平等、代表先进文化、代表中国最广大工人农民利益的“三个代表”;也正是缺乏这种做人的基本正义,使得我们自由派朋友的言路、思路跟中国社会的理解力相距甚远,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比不上孔子,夫子曾说,“我若徒托空言,不若行事之深切著明矣。”中国的先进分子们经常表态说,站在穷人的立场,跟受难者站在一起,站在劳苦大众一边。这种矫情而非同情无助于中国社会的正义实现。
        一部分类人孩以头撞墙,即我说的中国农民的“凿空”之功,使得子民们有了部分劳动权和财产权,二十多来的承包制由乡村发展到城市,使相当多的社会阶层受益;农民仍以头撞墙,在争取自己的走动权,城市人口不再两地分居,我们也多少可以在中国的大地上自由走动;林昭顾准李慎之们以头撞墙,则是在争取自己的思想权,我们多少可以说话;王丹们以头撞墙,则是在争取自己的交友权,我们多少可以建立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法轮功等信徒以头撞墙,则是在争取自己的信仰权,等等,等等。这需要同情,需要声援,甚至需要打攻坚战。所有这些分散的努力都在呼唤中国精英分子尤其是知识精英们的介入,为这个老大不小的类人孩国家见证自己的成人礼,以实现普遍广泛的正义,以解答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存身的正当性。(200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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