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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壁垒 不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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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壁垒 不见桥梁

作者:林达

       五月底,龙应台在大陆《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栏,发表了她的长文,《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下面简称《台湾》)。接着,大陆《读书》杂志(2005年第7期)刊登了的台湾学者赵刚的批评文章《和解的壁垒》(下面简称《壁垒》)。

  龙应台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台湾在野的国亲两党主席连战、宋楚瑜出访大陆写的一些感想。龙应台文章发表后,大陆媒体一片寂静。很快,4个月就这样过去了。而赵刚的批评文章几乎是唯一被大陆媒体刊登的反应。于是,他的批评几乎带有盖棺论定的效果。

  赵刚对龙应台的批评,主要指龙应台在不同的时代、试图分别在海峡两岸推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他列举美国式现代化的种种弊端,指出美国才是龙应台应该批判的正确方向。二是台湾人赵刚以局内人身份,在赞扬大陆经济成就同时,列举台湾今天存在的种种问题。结论引向:龙应台当年在台湾引进一把野火,或者说引进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化观念后,台湾问题多多。现在,大陆发展成绩斐然,龙应台却是持续“冷战思维”,批评大陆,不仅是搅局,还徒然增加两岸对话的壁垒。

  龙应台的《台湾》一文,究竟是在两岸之间增设壁垒,还是架构桥梁?

  假如进入对美国现代化的争论,赵刚的批评,自有其充足论据。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在自然发展中经历的一个阶段。西方,及其龙头美国,只是步入其中的先行者。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自然会遭遇新问题,需要反省、解决的事情何止万千。尚未完全走进去的地区,有人看到现代化的优点优势,会希望推动现代化;也有人历数先行者遇到的问题,说我们万万不能跟着去。这样的争论一直在进行,公婆都有理。批评现代化永远不会缺理由。顺便说句也许和主题无关的话,先行者走到这一步,优劣不论,有它必然性的一面。后来者要阻止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发生,或许先要找到扭转这种必然性的力量。否则批判归批判,去还是会去的。

  所以,以评判美国现代化的方式批评龙应台,龙应台很难反驳。可是,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认定龙应台《台湾》一文,是在全面肯定、并且试图在两岸全面推销美国式的现代化。如此,别人和赵刚之间的分歧,就是有关西方、美国的现代化的学术讨论。

  所以,我们先要看看龙应台《台湾》一文,想说的究竟是什么。

  只要是读过一点龙应台文章的人,都会注意到,龙应台对美国现代化中的问题有诸多批评、对近年来台湾遇到的问题,可以说忧虑重重。可是,你确实无法否认,不论二十年前的《野火集》,或是今天的《台湾》一文,龙应台是在坚持西方现代化的某一点价值观。也就是说,龙应台虽批评西方,却没有全盘否定西方的价值观。我想,在展开对美国现代化的批判之前,应该把龙应台在坚持的那一点东西找到,看看那一点价值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有道理。

  对这一点点价值观的宣扬,正是二十年前《野火集》在21天里印了24版的原因。与其说是龙应台独自点燃一片野火,还不如说她只是点燃了一个火种。火种一点,野火自然在燃烧开来。这是因为台湾民众在呼应。所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野火集》不是一个作家的个人事件,而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这个价值观普遍为民众所接受,台湾随后发生了一个质变。这个质变,如龙应台所说,是许多台湾人几十年来努力的结果。

  在包括龙应台在内的许多台湾人心中,不管今天的台湾有多少问题,这个质变,标志着社会的一个进步。假如要从“西方现代化”这个汪洋大海中,准确地捞到龙应台在宣扬的那个价值观,我想,先要确认:二十年前,由于这个价值观的确立,台湾发生的质变是什么。

  我吃不准在赵刚眼中,台湾这个本质的进步是不是存在。因为在他的《壁垒》一文中,应用美国学者的定义,把美国和台湾定义为非民主制。检验标准是从社群主义理论引出的:没有给入境工作的外国人以公民权,就是公民-暴君制。

  另一位台湾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南方朔,在不久前接受采访。南方朔经常在批判美国现代化,可是谈到台湾现状,他的看法稍有不同,他说:台湾现在毕竟进步了,现在你批评政府,它不会抓你去坐监。这也是一个台湾局内人,根据切身体会,用最简单的常识,准确道出了台湾质变的关键--专制的政府不存在了。

  回头再看龙应台的《野火集》和《台湾》一文,其实无涉从每一个细节全盘肯定西方现代化,而只是坚持一个最基本的价值,那就是,应该从专制走向民主、走向公民社会。批评政府的人,政府不应抓他去“坐监”。

  赵刚偏重谈到了台湾今天存在的问题,大陆今天的成就,把今天大陆之进步、成就对比了台湾的问题、麻烦。我相信,赵刚文章实在篇幅有限,举的例子只是万千事实之一二,这些列举,绝对不错。

  民主体制绝非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仙丹妙药。接下来,赵刚潜在的问题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如所有的民主国家一样,有自己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出现许多以前不存在的严重问题。而在一个专制体制的社会中,仍然可能经济起飞,发生巨大的社会进步。台湾的经济起飞,就是在民主化之前,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民主化?

  这让我想起,将近一百五十年前,美国也在讨论同样的问题。南方和北方,在讨论废除奴隶制。奴隶制和专制一样,曾经都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它们只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人们曾经对它们习以为常。可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人们对奴隶制就是说什么也看不下去了,哪怕自己并不是奴隶,哪怕自己可以从这个制度得到好处,还是觉得忍无可忍。人的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内心中就有一些什么东西在苏醒。

  在美国,这个变化先发生在北方。当时,先行废奴的北方,出现严重的种族问题,甚至犯罪率升高、产生种族冲突、暴乱等等。南方在当时有两个特点,一是奴隶制,二是严刑峻法,刑事罪判得极严,囚犯服刑长而极苦。所以,相对来说,南方地区秩序井然,犯罪率低。这是南方长期来的骄傲,所谓南方式“法律与秩序”。同时,由于美国当时还是农业经济,依赖奴隶劳动的南方,经济发达、富得流油。要不要废奴的讨论,只要避开奴隶制的人道问题本身,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等各个角度去看,可以说北方处处都理亏。结果,讨论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进行,就是双方虽然在讨论同一个制度的存废问题,话题却常常是错开的。你谈奴隶制的人道问题,我谈经济和社会治安。

  南北战争强行废奴之后,南方旧有的观念并没有改变,又开始了将近100年的种族隔离,黑人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涉及黑人的案件,很容易引起民众私刑。因此,当时南方的犯罪率仍然比北方要低得多,尤其是大城市。于是,北方和南方,关于是否要废除南方几个极端州种族隔离的讨论,又持续了100年。

  1963年6月26日,为联邦最高法院撤销南方种族隔离的判决执法,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来到阿拉巴马州。他和州长沃利斯,就发生了一场经典的南北争论。沃利斯州长对联邦司法部长指出,阿拉巴马这样的南方州,一直是安定和秩序井然的。而恰恰是实行了种族融合的北方,问题一大堆,无法拥有南方这样的秩序。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也承认,北方确是存在种族矛盾、存在许多问题。这时,沃利斯州长骄傲地打断他说,我们这里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南方安全、安定。不论在阿拉巴马的哪个城市,不论是白人区还是黑人区,夜晚你都可以去散步。你们北方的城市做得到吗?

  沃利斯说的是事实。在这场辩论中,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在一定的程度上,个人的平等自由,与社会的安定秩序,是互为代价的。在南方废奴和废除种族隔离之前,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预见到,南方的大城市将立即出现和北方一样的种族问题和冲突。最后,它也果真出现、甚至持续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所有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都在为此支付代价。

  可是,站在今天,即使在南方,即使是一个仍然有种族歧视观念的人,也都已经确信,不论将支付怎样的社会代价,当年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废除,势在必行。因为,社会进步了,有了人道的基本要求。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文明水平提高,已经把奴隶制、种族隔离,先后划在了能够被接受的底线之下。阿拉巴马州当年的沃利斯州长,晚年坐着轮椅到黑人教堂,为自己当年维护种族隔离而向黑人道歉。他说,废除了种族隔离后的阿拉巴马,比当年的阿拉巴马要好得多。

  被划在文明能够接受的底线下面的,还有专制。如南方朔所说的,在专制制度下,你批评政府,政府可以“抓你去坐监”。你没有批评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为了发表言论,你可能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今天的现代社会,认为这实在是太野蛮,就象当年看奴隶制,觉得无论如何看不下去。台湾社会问题再多,你请台湾民众回到当年的专制体制试试。

  二战之后,国共对决,成你死我活之局面。惨烈厮杀,死伤无数,最后分踞台湾海峡两岸,几十年势不两立。可是,其实两岸之间,它们的本质、它们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一致性。所以,相互之间完全不缺乏了解和理解。它们互称对方为“匪”。它们对政党的理解,都是革命党思维,区别只是各自认定自己是“革命党”,而对方则是反革命的“匪党”“匪帮”。它们都不知道“议会党”为何物,所以,在各自的势力范围里,都不容许任何反对党的存在。它们都禁书,区别只是你禁我的,我禁你的。批评政府,政府都要抓你去坐监。因此分别有过“白色恐怖”、“红色恐怖”。这种思维方式的一致性,来源于它们社会制度的一致性。和解的壁垒,来自于它们共同的敌对思维。

  三十年前,大陆走出它最低谷的文革时期,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台湾开始了它的民主化进程。回首以往,和自己的过去相比,可以说都是翻天覆地的进步。这种进步导致它们在逐步努力消除敌对,在相互走近。从经济交往,到今天的思想交流。那么,是不是它们之间今天就已经没有壁垒,可以顺利和解;是不是天下本无事,而是如赵刚所批评的那样,反是龙应台的文章,在增设“和解的壁垒”?

  两岸都进步了。进步的内容却并不相同。用南方朔的那句平常话来检验,两岸进步的本质差异立现。

  大陆政治制度的进步,还没有走到从文明社会能够接受的底线,没有跃出的那个关键点。龙应台的《台湾》一文,试图介绍台湾如何走出“废除奴隶制”这一步的经验,希望成为大陆的借鉴,这是龙应台的本意。因为制度的差异,造成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就必然导致理解的差异。在龙应台看来,这才是两岸和解的壁垒。这其实不深奥,道理很好懂。你说两岸文化相同,血浓于水,理应成为一家人,现在分作两家,太不近人情,这是大叙述。可是,落实到具体问题,就是龙应台说的小叙述,我自己小家庭过日子,不管怎么说,过得自由自在;看看那个大家庭,说是批评家长轻则要受罚,重则要沉潭,我当然不敢舍命合进去。

  台海两岸这场讨论,和美国当年的南北讨论很相似,双方虽然讨论同一个“统一”问题,话题却是错位的。一方说专制太蛮横,另一方说,民主社会有那么多问题,专制社会也在经济起飞,也有进步。龙应台看到了这场错位讨论的荒诞性,相互交流时大叙述和小叙述对不上,明晓关键在制度差异。回头看看,要台湾人退回二十年前的制度,劝退的门也没有。于是,只有一条路,就是把台湾人走过的“来路”介绍给大陆,希望此岸与时俱“进”,走出专制,使得对话的壁垒,自然坍塌。我想,这是龙应台的本意。

  赵刚批评龙应台的一个有力论据,就是在龙应台主张的东西前面,加上西方、美国的定语,颇俱杀伤力。它把注意力吸引到“定语”上,令读者不再深究龙应台主张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它直刺人们的民族自尊心,人们只是随着赵刚的指引,开始问:“我们为什么要舶来的价值观”,更何况,这舶来品还是来自于我所讨厌的美国。

  那真是悠久古老的话题: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是不是存在一些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照今天的时髦说法,是不是有普世价值。说它悠久,是因为这个问题的诞生远在美国诞生之前,它在两千年前就有了。

  两千年前的罗马人西塞罗老头,他讲了一句话,曾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会象“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象。他认为,若究根究底,人与人之间,就象一个人自己跟自己那么相似。我看了之后,本能的反应就是意见不同:这怎么可能,人和人之间差别太大了。

  原来,西塞罗是在试着探讨人的“自然本原”的状态。他要刨去人在社会中长出来的枝枝桠桠,追踪到人还象亚当夏娃那样,很纯朴地站在伊甸园里,还没有被社会文化侵染之前的状态。这种对人的本性的追根溯源,又有什么意义?原来,这位两千年前的罗马律师和政治家,试图从人的自然状态,找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观。

  一旦进了伊甸园,你会发现西塞罗还是很有道理。仔细打量,人和人之间,真的就有非常近似的那一部分。所有的人,都有一些绝对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比如说,只要是个正常人,就没人愿意自己被杀被抢的,没人愿意当奴隶的,没人愿意别人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没人愿意发表一点意见就被关起来、杀掉的,等等。这才是人“自然本原”的状态。人要维护自己这样的生存状态,就是维护人的“自然权利”。这权利与生俱来。就刚才那简单的几个“不愿意”,已经隐含了生命的权利,平等的权利,人身自由的权利等等。维护自然权利的法,就是自然法。

  所以,西塞罗在两千年前已经认定,法律不是什么人随便说了算的,就算宪法也不是立法机构通过了就算数的。它的后面,必须还要有“自然法”。鉴定是不是符合自然法,其实很简单。这就回到了“人和人之间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句话。我们只要把立法者放进去试试,就知道这“法”是否正义。比如说,你打算立法,规定说,只要执法机构愿意,某人没犯罪也能把他给抓起来。那么,最简单的测试办法就是,对立法的那家伙说,假如你没犯罪,人家就能把你给抓起来,你觉得可以吗?假如你认定别人不可以这样对待你,你对别人这样立法就肯定“不正义”。

  在人们发现人与人之间是如此相似的时候,不仅是法律基础,价值观问题也迎刃而解。本质如此相同的人类,说是完全没有共同价值观,反倒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每个民族的文化,固然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可是,也终有一些核心部分,是人类共同的。

  所以,另一个比西塞罗还要早的罗马老头狄摩西尼说,“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发现”。法律不是胡编乱造、随心所欲的,正义的法律是对自然法的发现。我想,正义的社会制度也是如此。人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一些共同的核心价值的确认,也同样是一种对人性的逐步“发现”。

  因此,不能忍受人被奴役,不是美国北方的价值,也不是西方价值,而是一种普世价值。只是,不同的地区,走向现代文明的时间不同,在当时,美国南方认为,那不是他们认可的价值,今天的美国南方人,已经觉得他们前辈的想法不可思议。照南方朔的讲法,因为他们“进步”了。

  同样,“你批评政府”,要“抓你去坐监”,也是在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能因为美国人也这样想,就说那是美国的专利价值观。认同这个价值的那么多国家,肯定没有一个,会情愿把这个专利单单岀让给美国。

  从题目就知道,龙应台文章是写给大陆读者的。赵刚在《壁垒》一文中曾提到,在诸多论连宋大陆行的文章中,龙应台的《台湾》一文“最俱行销力”。不知他是否注意到,堪称奇事的是,“最俱行销力”的文章,怎么会没有任何“感召力”,看不见大陆媒体刊登读者反应。我们否认专制的存在,专制政府又以扼杀讨论的方式,让所有的人看到了它的存在。

  专制制度的存在并非奇耻大辱,因为每个国家都经历过专制。它象奴隶制一样,只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形式。只是,在现代文明已经非常深入人心的今天,作为一个大国,断然拒绝走出专制,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耻辱。

  专制和奴隶制一样,是一个历史遗产,它的出现和存在,都有它的原因。就好象一句哲学俗话“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此,根据不同的“存在”状况,不同国家的条件、不同的历史时期等等,如何终结一个过时了的制度、实行转型,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美国在建国时,就曾经希望逐步实现废除奴隶制。联邦提出了不得再进口奴隶,即不得扩大奴隶制的年限,也鼓励各州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逐步废奴。没有立即废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有些地区的经济全部依赖奴隶劳动力,需要一个调整、缓冲的过程,以避免经济的刚性崩溃。之后,一个模式是北方各州提前禁止进口奴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主动转变,废除了奴隶制。另一个模式是南方,由于贪恋奴隶制带来的经济利益,能拖则拖,甚至有的州对奴隶制的态度转而强硬,有一意孤行、坚持不废的趋势。

  美国最后是阴差阳错、以战争的形式废奴,给南方带来经济毁灭。南方的蓄奴州本身是有责任的。它们没有及时跟上时代的进步,它们不肯承认这是一个不人道的、必须积极着手废除的制度,没有主动制定切实的计划和时间表,没有考虑如何逐步在经济上减少对奴隶制的依赖,以合理的步骤尽快废除不合理不人道的制度。

  南方由战争和突变的方式被动废奴,不仅经济被摧毁,也带来法治的倒退,整个南方支付了惨痛的代价。支付代价的,有南方的白人大众,也包括刚刚被解放的奴隶。经济突然崩溃,也就没有工作机会,有些前奴隶甚至连原来当奴隶时的一口饭也吃不上了。因此,制度转型确实存在如何转、如何尽量减少地区和民众支付代价的问题。

  专制制度既然是历史遗产,如何转型的讨论,也就是一个十分正常的话题。台海两岸,无须避讳,台湾是制度转型的先行者。他们有和平转型的良好经验。例如,原来行使专制统治的、形象衰老的国民党,逐步改变自己,转换为一个民主体制下的议会党,正在逐渐呈现朝气蓬勃的面貌;二.二八惨案积累五十年的民怨,也以和平的方式疏解开来,走向和解,如此等等。如赵刚在《壁垒》一文中提到,台湾在民主化之后也遇到许多新的困惑。这些,也当是华人社会万分宝贵的经验。例如,现在的大陆,应该就可以讨论,在民主化之后,媒体如何做到专业、中性和自律;民众如何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对政客们的煽动持有警惕,不轻易就大呼咙地冲上街去。让民众理解,民主体制下,原来的问题不会一夕间就消失,权钱勾结和黑社会也不会一朝就消亡。民主转型后,我们只是多了监督的手段和加强法治的途径。道路仍然可能十分崎岖和艰巨。这样的讨论,加上台湾经验和教训的引进,对未来的大陆,是极其有益的。对彼岸经验教训的讨论,可以使此岸对将来转型后可能遇到的社会问题,持有充足准备。公开的讨论,也让民众对渐进推动的民主化进程有所理解,产生希望和信心。

  可是,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承认台海政治制度差异的现实,承认制度差异形成的对话壁垒之存在。

  回避这个现实存在,讨论不是被封杀,就是无法进行。龙应台不是没有能力清楚地看到和阐述台湾今天遭遇的新困惑,她也不是不想对大陆的读者们同时介绍台湾民主化之后出现的问题。可是,这就象当年在美国的讨论,当南方坚持奴隶制发展了经济、繁荣了文化,必须世世代代继续下去的时候,北方对南方谈废奴后遇到的种族问题困惑,就显得没有意义。在回避奴隶制非人道本质的前提下,如此方向的讨论,只会为南方奴隶主所利用、为他们坚持奴隶制提供口实。更何况,今日之大陆,就连两百年前奴隶制下美国南方的那点新闻自由都没有。如若要阉割你说过的话,你连招架还手的缝隙都没有。

  这正是不幸的龙应台的尴尬处境,她站在两岸之间。她在面对大陆发言时,暂时回避民主化之后台湾的复杂局面,这恰好自动送上门,被赵刚斥为肤浅。对如此斥责我也很费思量,赵刚是看不明白这一点“龙应台言说之困境”呢,还是有意掠过、假装看不明白。我不敢再想下去,前者质疑的是智力,后者质疑的是讨论的善意,都不是可以妄加猜测的事情。

  龙应台《台湾》一文所作的努力,是在作一个推动,希望人们开始这样的讨论,承认两岸曾共同拥有的专制遗产,以平常心待之。从讨论台湾正面的经验开始,引出一个良性的讨论和互动,如此,台湾在民主过程中的负面教训,也就可以自然引出。她不无天真地希望,这能够成为消解两岸交流壁垒的一个开端。因此我想,她对自己被指为“增设对话的壁垒”,怕是哭笑不得,不知此话从何说起。

  此后大陆媒体一片寂静,不是因为大陆民众普遍认同赵刚的指责,因而使得人们不愿意回应龙应台。而是回应的所有言论出口,由一只巨手即已全部堵住。如果说,当年龙应台在台湾引发的反响,犹如野火的话,龙应台的《台湾》一文,在大陆众多媒体的反响,则如一块石头丢进一口深潭,连“噗通”一声,都不可能听见。

  于是我又忍不住猜想,赵刚文章成为唯一例外、得以在大陆最著名的杂志刊出之后,他会想什么。他会认为这是源于自己的见解独到呢,还是一个意料之中的原因?

  我真的没有能够猜出来。

  2005.9.11

 
 


  我以前从不写与人公然论争的文章,一方面或许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想到自有天下衮衮诸公在,需要争辩的事情,惟见发言者过众,从未听说有缺人的事情。

  龙应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其实在大陆刊出的已经是经修改的版本,甚至连题目也被改掉(原来叫做《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这样的事情假如发生在我身上,不值一提,我在大陆长大,早就养成做一个作者的好脾气。道理很简单,你是宁可文章缺胳膊断腿接不上气,还是宁可编辑为你的一篇小文而丢失饭碗,三餐断顿?龙应台不一样,被台湾宠坏,常常声称宁可不发文章,也要以全身进退。这次居然也委屈自己,可见鸡蛋面前,石头之硬。说的当然不是编辑。

  龙应台这篇文章出来,我是老习惯,看到好看文章很开心,就多看两遍,说,好看!就过去了。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写什么评论。心里曾料想后面自有许多呼应出来,不会说是还缺少一个赶热闹的人。我的估计应该说有点道理:龙应台介绍的台湾,在中国大陆,确为很多人所“不知道”,其中娓娓道出的常识,更令很多从未接触过这些说法的人,有恍然醒悟的感觉。按说,大陆人口众多,和台湾不可比,如若有当年《野火集》在台湾的反响,也不应是什么太稀奇的事情。

  可是,还真是不由你不信。龙应台的《台湾》一文出来,仅仅因为她以介绍台湾民主化之后的生活变化开始,温和地向大陆读者道出了两岸的制度差异,指出这种差异实为两岸沟通交流之关键障碍,结果,整个大陆草木皆兵,只要和龙应台文章相关的任何正面议论都被封杀,天网恢恢,没有一点点响应文字被容许从媒体“漏”岀来。

  大陆的学者和民众,习惯这般处境,视作理所当然。不论是试了也无媒体敢刊出,还是知道反正无法刊出而干脆不作尝试,总之,万马齐喑。龙应台好端端一篇介绍台湾的文章,一篇被赵刚称为“最俱行销力”的文章,在大陆生生沦为孤家寡人。这倒也罢了,毕竟在大陆如此遭遇,龙应台绝非第一人。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台湾享受着百无禁忌言论自由的赵刚,却完全“忽略”龙应台和大陆民众遭遇的这种“一手可遮天”的制度性蛮横,有本事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貌似公允地来大陆“讨论“,推出对龙应台的“批评”文章,也因此得到此岸的制度性配合,以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大陆曾经是首屈一指的《读书》杂志刊出。在一个十三亿观众的、不容反驳的看台上,作岀被大陆言论管理部门欣然放行的“学术批评”。

  我们还记得,《读书》杂志曾经是编辑们的骄傲。在说错话便杀头如割草的文革刚刚结束时,人们还在心理惯性中徘徊观望、进半步退半步的沉闷空气中,这本杂志第一个提出“读书无禁区”。不是说在二十世纪末刊出这句话的杂志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刊出一句平常话竟然需要如此大的勇气,以致要被人念念叨叨记到今天,折射了大陆当时的气氛和环境。如同今天,不是在二十年前领悟“要讲真话”的巴金有多么伟大,而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巴金去世时,大家还纷纷出笼,草草掠过文学大师的巨著《家》、《春》、《秋》,却齐声盛赞巴金之伟大在于“提倡讲真话”,把一个文学大师和一个幼稚园教师的成就相提并论,竟然谁也不感觉异常,这才是折射了今日大陆之言论环境的悲凉。

  众人说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鼓号齐鸣,赞扬巴金“提倡讲真话”以浇自己心头之块垒,只因此刻《读书》早已 “有禁区”,禁区还时不时在扩大中,这种情况下,《读书》却推出赵刚对龙应台的“批判”来。

  这是我忍不住破规矩要写这篇文章和赵刚理论的原因。

  写完之后,照理,刊登赵刚原文的《读书》也有责任刊登这样的读者回应。可是,众所周知,这里的逻辑,理所当然应该不同,我虽然知道刊发无望,还是给《读书》寄去。编辑一定在苦笑,会奇怪我的无知,“这怎么可能刊发”。什么都不说我也知道,《读书》已经办到了编辑失去自己最看重的职业自豪感的地步。接着尝试把稿子发给《冰点》,信中说明只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果然是回天无术。

  最后,在遥远的外省刊物,和编辑就删除“敏感段落“苦苦挣扎,虽然删得心痛,可心里很明白,能刊出大部分,已经需要编辑的非凡勇气。于是,这篇文字磕磕巴巴,也就至今未能全文在大陆与读者见面,在杂志刊发不行,收入自己的文集也不行。现在要作为附录,去到台湾进入龙应台的文集,这是什么样的《爱丽思漫游仙境记》。

  回头倒是听说赵刚又推出了批龙应台的新作,顺利地再次刊在大陆又一个重头媒体《中国青年报》,这次“批评”龙应台之余,据说也捎带“回应”我的这篇文章和崔卫平的一篇文章。

  可是,我已经懒得再看,心里倒是想过,真难得赵刚还有此番雅兴。

  如此文人相争,还有什么意思?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当属龙应台的《台湾》一文。不到一年,刊出此文的《冰点》主编,已经被迫离开编辑部。对《台湾》一文可能的讨论参与者们,都被封杀在媒体之外。

  赵刚现在的“批评”对象:1,龙应台的新文章《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在大陆媒体不得刊出;2,赵刚所“批评”的崔卫平的那篇文章,在大陆媒体也不得刊出;3,赵刚“批评”的我这篇文章,只能在成段删改后,在发行量很小的外省杂志刊出,即便如此,读了赵刚文章的读者,仍大多读不到我的这篇文章。

  在赵刚的“批评”文章频频发表的大陆,哪有什么公平讨论的平台,只有单方发声的高台。赵刚文章只是在妆点出一个“学术讨论繁荣”的假象来。“被批评者”的被迫噤声,其实也令“批评者”之无的放矢,几近荒诞。我们倒是从小见惯,见怪不怪,不谈什么“批评”,只称其为“批判台”。见赵刚独自站在这个高台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只能遥祝他有一个好心情。

  这是在写作《心有壁垒 不见桥梁》时,已经可以预想到的局面,也是我当初写它的理由之一。虽然,以这样的理由写作,多多少少有点悲哀。

  是为记。

  林达

  2006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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